近日，海爾首席執行官張瑞敏在出席某商業論壇時，公開表示：“去年初海爾員工數量是8.6萬人，年底減少至7萬人，裁員比例為18%。今年預計再裁掉1萬人“。海爾將此變化歸咎為”機器人制造技術的應用“。

    用更多的智能機器人代替普通員工，這是近年來中國制造業最大的變化：甚至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廠，富士康認為，過去和未來數年，機器人會幫助富士康減少30-50萬的用工量——這個規模相當于兩個IBM這樣的巨頭公司在全球提供的工作機會數量。海爾的18%的裁員比例，很可能是整個家電制造業的“趨勢”，未來還會蔓延到更多的制造領域。

    在更廣闊的領域，智能技術對人力成本的解放也在發生著。例如在服務行業，石油產業最近數年推行的加油卡自主服務，實際減少了這類行業對“結算員”的需求；電商的興起，至少已經解放了超過10萬單位的“實體店導購員”……美國經濟界認為，利用機器人技術，使得最普通的組裝工業也會得到的“高級制造技術的支持“，是美國經濟擺脫中國等所謂廉價勞力市場的依賴，并獲得”再工業化成功“的核心”機會“。甚至，很多分析家認為，智能機器和制造業的關聯，比中國內陸地區人力成本的增長，更能影響全球制造業格局。

    當然，這樣的想法是最近10年才有的“新思維“。再此之前，印度、越南、或者菲律賓等南亞、東南亞國際，紛紛支持積極的人口政策，認為依靠”人口紅利“，實現”中國經濟模式“的復制，是這些國家走向發展和繁榮的必須選項。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開始，印度的人口增長哲學和傳統文化，已經讓印度的人口總量從7億上升到了12億。未來，人口數量印度很可能將超過中國。

    由此看來，海爾的“機器吃人“，不僅僅是一個制造方法問題、企業經營問題、他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是一個人類學問題，甚至是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問題。

    當全球最大的家電制造商，通用電氣、或者日立集團，大量采用機器人制造技術，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時候，海爾不可能”堅持為了就業崗位采用原始的人力制造方式“。海爾不轉換就意味著競爭力的消失，意味著海爾的消失，意味著海爾所創造的所有就業機會的消失。另一方面，新成長起來的，在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已經達到全球最大規模的職業教育、大學教育背景下誕生的，國內新生代的勞動力，也更愿意從事”創造相關“，而不是簡單的”機械形式“的勞動。對于這種低端勞動崗位的替換，富士康認為，這將有助于解決此前困擾富士康的“員工跳樓問題”。大量的機器人的采用，也可以在國內制造業人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進入下降通道的背景下，有效阻止”制造成本的上升“，和”制造業的外流“——這不失為傳統低端制造業”中國式升級“的一個好思路。在這一點上，筆者認為，機器人制造技術應當是各國經濟、社會和人口政策必須考量的未來變量之一。

    在這樣的產業判斷面前，也許“因機器”而裁員會成為未來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常態。日本研究機構認為，最晚在2016年，中國將成長為全球最大的工業機器人市場。這股“機器吃人”的潮流還在繼續和加速。國內產業界，廣東、深圳、浙江、上海、遼寧、唐山等經濟發達地區，也將以工業機器人為中心的自動制造裝備產業作為了一個新興的經濟增長點。作為普通勞動者，更應該習慣、并積極的適應這種“智能機器”技術帶來的制造業、乃至服務業和社會形態革命。當然，那些還在指望依靠“人口紅利”復制“中國經濟模式”的國家，也到了反思其基本人口政策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