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DE話筒的故事實際是兩個公司和它們后面的兩個人的故事，同時也是包含巨大成就和磨難的故事。這個發展成熟的澳大利亞公司的故事開始于上世紀50年代世界的另一端。倫敦人HenryFreedman與一位瑞典女孩結婚并移居到斯德哥爾摩。他在一個音頻公司找到一份清潔工的工作，這個公司沒有生產新的晶體管通信產品的經驗Freedman是音頻愛好者，一位自學成才的音頻工程師。他在空閑時間設計出新型晶體管通信設備。這為他贏得了主設計師的職位。Freedman迅速到達了瑞典音頻工業的最高水平。

    1966年，他帶著妻子和兒女到了悉尼，作為Dynacord澳大利亞代理商開拓新天地。他的業務擴展到設備設計和安裝工作。

    1980年，他放棄了Dynacord特許權，專門致力于“Freedman電子”專利設計。“它不是零售商店，而是安裝公司”Henry的兒子，現任RODE主設計師（MD）PeterFreedman回憶到，“我從4、5歲就與父親一起‘工作’，在20年中我曾在天花板上攀援，賣過音樂會PA系統，在樂隊中混音，在新南威爾士附近做一點錄音工作。我們設計了disco調音臺，功率放大器以及幾乎所有品種的產品。它們都在臺灣制造。所以我父親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經常往返于臺灣、韓國和中國。”

    老Freedman于80年代末死于心臟病，享年61歲，把家族公司留給了30歲的兒子Peter。“他是澳大利亞音頻領域真正的先驅，對專業聲音技術充滿熱情的天才工程師。但我總在決策上對他提出異議。”

    PeterFreedman說，“他去世后，我完全接管了公司，并盡力擴展我們的業務。當時經濟衰退，貸款利率高達20%。我借了40萬或50萬美元，涉獵了一家燈光音響租賃公司。一年中，債務翻了三倍，而且我們失去了原來的客戶。”巨大的管理費用，沒有精明的業務頭腦使Freedman陷入困境。“一切變得一團糟。”他說，“所有同事離開了我，一年中我欠了100萬美元。要償還借款就如同用鏟子填滿大峽谷。銀行收走了我的房子……我毀掉了我父親創建的事業。我弄糟了一切。”他開始嘗試所有能賺錢的事情，希望能有轉機。“你不用擔心下一個星期，”他暗暗地說，“你將成為商業高手。”但是他知道那將是一個艱難的歷程。90年代末，他接到了英國銷售界非凡的代表人物ColinHill的電話。“我已經有15年沒有見到他，”Freedman說，“他當時是要推銷Ohm擴音器音箱的廠家代表，所以我們在一起喝了幾杯。他說他一直想在澳大利亞生活，所以我邀請他一起工作。六個星期后他來到這，公司開始重振旗鼓。我們朝新的方向發展，但仍然背負許多債。我們必須做新的嘗試。”

    Freedman翻箱倒柜找出一些舊的樣品，從中發現了一個中國產的錄音室話筒。Hill把它拿給所有的經銷商看，了解他們的意見。經過對電子元件的精心修改，Freedman制作出他的第一個RODE產品——最初的NT1大振動膜錄音棚電容話筒（與現在澳大利亞設計制造的NT1不同）。它只在澳大利亞的市場有少量出售，RODE話筒由此出現。“我們從中國每次購入20或30個，改裝關鍵元件并進行嚴格地質量控制，將它們改進成接近Neumann產品的效果。”Freedman說，“接下來我們著手開發NT2，購買來外殼等部件并在澳大利亞建立了自己的生產線。”這個新公司仍然十分艱難。于是1993年Freedman參加了美國的NAMM展覽會，試圖增加人們對他的話筒的興趣。“我跑遍所有錄音棚征詢對我的話筒的意見。”他回憶到，“有人把我帶到WestLAMusic，一個高級音樂商店，7個小時后我得到了一張100只話筒的訂單。回來時我幾乎喜極而泣，因為我們終于取得了重要的進展。”“我們又參加了下一次的NAMM展覽會，在展位上擺放展示了NT2、Neumann89和一個話筒放大器以共參觀者對比。在3個小時里，我們就簽下有了英國（HHB）、德國和加拿大等國家的代理商……”事業進展迅速。

    2003年，公司已經擁有8種產品（均為錄音棚電容話筒）并搬到了位于悉尼的更大的新總部。同時，美國的業務由音樂家MarkLudmer開展起來。他是RODELLC（美國公司）的執行總裁，該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亞州托蘭斯。美國公司包括一個倉庫、財務部和一個支持600個代理商的服務中心。“現在我們是出售錄音棚話筒的最大的公司之一，”Freeman說，“我們新的工廠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電容話筒的生產基地。我們擁有極為優秀的工程師，有專利產品，有資金和代理伙伴。在未來的幾年內，我們將大有作為。我不會停止腳步。”新工廠是RODE發展的里程碑。它還包括對高端專業設備、高水平的研發員工和兩倍員工的巨額投資。“在研發部門有6位工程師，”Freeman解釋到，“我們有聲學、電子學、射頻和電磁兼容性方面的專家。我們設計了耳蝸電子和處理軟件，還使用很多制作模具軟件和3D圖形軟件。我們同來自國家大學和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的顧問一同工作。我們現在正和國家大學進行一個為期5年的傳感器項目，對此我現在還不能透露什么。它是沒有商業目的的純研究。但如果想提出真正的革新技術，你就需要對此類研究投資。”“我們對傳感器的制造和檢測上給予很大的關注。制造傳感器是公司的獨有的技術。我們從世界各地定制機器。我們擁有全國唯一一臺高精雙面打磨機。它使物體變得光滑。非常酷。我們有振動膜噴涂金機器，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噴涂含金的1微米薄膜。我們還能用世界上最好的聲學分析設備檢測每一個話筒震膜，并在聽覺測試前檢測完成的話筒。為了保證質量，我們需要做多項檢測。但是最好的、最有價值的檢測裝備就是你的耳朵。它很廉價卻能做高質量的QA檢測，RODE工程師的耳朵都擁有很好的感覺。”這只是公司實力的一部分。Freeman說他有能力使產品同時擁有很高的品質和吸引人的價位，這是帶給他成功的關鍵。“我們本可以做很多錄音棚產品，可是市場太小了，產品又太貴。”Freeman說，“RODE就意味著“深奧”的話筒，因為產量高，它具有難以置信的低價位。假設如果我們制做像SolutionD那樣的數字話筒，我們在每只產品上所投將入的大量研發資源和市場推廣，會相當于15到20只的RODE，可最終換回的卻很可能是極少的銷售數量并取得好的銷售成績。反之我們現在使用專業的設備和同樣的資源可以制作出100,000個只錄音棚話筒。因為我們一次購進幾十萬個電阻，我們以1分錢4個的價錢成交而非原來的5分錢1個。晶體管也是一樣，從一開始的1美元到最后的10美分成交。如果你能買賣正確地采購，你就可以有最大的收益。”“這就是RODE的秘訣——用錢換回質量，”Freeman肯定地說，“我們自己進行模具加工，我們有各種先進的車床，在Madgee還有金屬加工工廠。人們問我們是如何打敗擁有廉價勞動力的亞洲工廠的？我們的優勢是低勞動力需求、自動機器人和機器。”“我到中國考察看到工廠仍在使用手工車床時想到‘你們已經過去了’。CNC和SMT自動機器可以代替40個工人。似乎很不幸，可是未來就是這樣。澳大利亞的將來是出售設計、思想和革新，而不是手工勞動。”

    Rode故事的又一精彩之處是在恰當的時候提出恰當的產品。在公司的產品目錄中只有電容話筒并非偶然。為什么沒有動圈話筒呢？“每個星期都會有經銷商和代理商要求我們能提供動圈話筒或放大器，”Freeman說，“我們可以出售這些產品，但我沒有這樣做——RODE為什么要出售沒有特別之處的產品呢？我們可以容易地生產出像Shure那樣的產品，可有什么意義呢？我做一件事必須有一個理由。我們必須有特別之處，否則就會是另一個‘我也能做’。”“我是一個商人，一個音頻電子設計師，產品由市場調控。我深信要想成功，銷售人員必須要對你的產品感到激動。如果他們不能對產品感到興奮并深信不疑，你就會陷入很大的麻煩。這些人面對顧客，這會是失敗的開端。”“我們開發產品的方式是，首先我有一個想法，與銷售部門的人員一起討論這個想法。如果一致通過，研發人員展開工作，制作出樣品。所有的人試聽這個產品——因為這是底線。如果喜歡它，就要看我們能用它來做什么。有時不能滿足性能或制作費用很昂貴，就要放棄產品。”RODE引導了向大眾提供低價格、高品質的話筒，不過也出現了很多有話筒的人不知道如何使用的情況。Freeman并不回避問題。“我們盡可能地進行教育，”他說，“我們為話筒附上說明書，雜志中也有它們的位置。我兒子的學校里就有一個錄音工作室——這多棒啊！”“最好的是人們發現了這其中的可能性，整個行業在擴張。很多工程師失去了工作，因為每個人都認為他們可以在家里完成一切，可實際上他們不能。真正的工程師將隨著錄音棚的回歸而回到我們身邊。人們購買的家庭錄音工作站將用于娛樂和記錄想法，當你準備好后，就要進入錄音棚，找到一位懂得錄音、有經驗、了解音樂風格的錄音師。他可以加入結構指導，或者象MarkLudmer那樣地說‘不錯，不錯，Juice’。正像Portastudios所發生的一樣，事情在進化。，一些人認為不再需要工程師了。在美國就是這樣的情況，人們只會問“使用專業工具的人在哪？”但是工程師回來了，這樣的變化已經慢慢開始了。”

    故事如果到這里還是激動人心的，那么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來會同樣精彩。Freeman不愿透露對未來的計劃，但他的信心和激情顯而易見。我們投資了1千萬澳元建設新工廠，”他披露，“我總和身邊的人開玩笑說‘我們很快要從新廠房搬出去了’，其實我們還沒有搬進去——這不是開玩笑。我們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因為我們有聲譽、團隊，并且知道如何做到這一點。未來我們有很多計劃——并不只制造話筒。它將是有趣的，創新的，但始終是我們所熟悉的‘音頻’。”